附件：
黨風廉政建設熱點辨析
編印說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著眼于新的形勢任務，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新的重大成效，“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反腐敗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眾給予高度評價。但同時，社會上也存在諸如反腐敗影響經濟發展、反腐敗造成干部不敢作為等一些雜音和錯誤觀點，對全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造成不良影響。
今年是湖北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宣教月活動的第17年，為推動宣教月活動深入開展，湖北省紀委宣傳部、湖北省社科院共同編撰了《黨風廉政建設熱點辨析》讀本。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梳理出18個存在模糊或錯誤認識的黨風廉政建設熱點問題，組織專家進行深入解讀、辨析、批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深入學習和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幫助廣大干部群眾認清形勢，厘清認識，堅定對反腐敗斗爭的決心，增強對反腐敗斗爭光明前景的信心。
省紀委宣傳部
湖北省社科院
2016年5月
黨風廉政建設熱點辨析書稿正文
1.“太講原則”是缺點嗎？
有一種說法，黨員干部“太講原則”是一種缺點，認為黨員干部做事要圓滑一點，大事講原則，小事可以不講原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過得去，求得一團和氣才好。比如在年終干部考評時談話，很多同志在談干部的缺點與不足時，說某某同志太講原則了，不容易變通，說話太耿直了，容易得罪人，等等。
黨員干部“太講原則”是一種缺點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所謂原則，就是觀察分析、處理問題時所要遵守的準則。原則是人們說話行事所依據的法則或標準，是為人處世的根本。敢于講原則，是共產黨員保持純潔性的內在要求，是共產黨員永不消褪的底色。
我們黨歷來強調黨員干部要講原則。選拔任用干部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看其是否堅持原則。衡量一個干部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就是看講不講原則。講不講原則是檢驗黨性強不強的試金石。毛澤東同志在概括集體決策和部門分工時曾指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中有決，不離原則”。鄧小平同志也指出：“不講黨性，不講原則，說話做事看‘來頭’、看風向，滿以為這樣不會犯錯誤。其實隨風倒本身就是一個違反共產黨員黨性的大錯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強調，“講原則不講關系，發現問題該提醒的提醒、該教育的教育、該處理的處理，讓干部感到身邊有一把戒尺，隨時受到監督”。
黨員干部要堅持黨性原則，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始終篤信馬克思主義，時刻保持清醒頭腦，想問題辦事情“講政治、有原則，守規矩、有標準”，經得起大風大浪的考驗，同各種不正之風堅決戰斗。目前有些黨員干部不講原則，充當老好人，對歪風邪氣不敢“批”，對復雜矛盾和問題不敢“碰”，對不正確意見不敢“頂”，到頭來，工作不能正常推進，問題解決不了，群眾十分不滿。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會損害黨的執政形象，失去群眾信任和擁護。一些黨員之所以不堅持原則，一方面是黨性修養不夠，忽視政治理論學習，思想覺悟不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等自由主義思想嚴重；另一方面，受社會風氣影響，認為在社會上左右逢源好辦事，堅持原則是死腦筋，把堅持原則和不通情理、不會變通劃等號；再有就是很大程度上心藏私念，怕“太堅持原則”得罪人、怕與下屬關系搞僵，影響自己升遷、怕堅持原則，得罪上級，官帽子不保。
講原則，就要牢牢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這是黨員干部講原則的核心和重點，不能有絲毫動搖。把正確的政治方向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就是要認真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努力創造一流業績，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講原則，就要做到公正無私。堅持原則、不徇私情的干部向來為群眾所擁護。北宋名臣包拯就是因為堅持原則、鐵面無私、不畏權貴、不徇私情，才被老百姓稱為“青天”。可見，堅持原則雖然會得罪少數人，但卻會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當干部必須大公無私、一身正氣，這樣才能有堅持原則的底氣。
講原則，就不能“感情用事”。講感情、重親情，乃人之常情。但怎樣對待感情，如何過好親情關和友情關，對每一名干部來說都是十分嚴峻的現實考驗。無數事實說明，領導干部要為黨和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在講感情的同時更要講原則，堅持不徇私情,秉公辦事, 切莫因重感情而陷入誤區,走上違紀違法的道路。
講原則，就是要堅持“變”與“不變”的辯證法。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堅持原則和與時俱進互為前提、相互促進，體現了不變與變的辯證法。不變，就是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變，就是要與時俱進，繼承發展。不變，才能保持正確方向；變，才能有所創造、有所進步。領導干部在推進工作、處理問題過程中，必須堅持原則上的堅定性與策略上的靈活性的統一，做到大事講原則，小事不計較，原則不讓步。對于無原則的變通，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個人或小團體利益損害黨和國家利益的行為，必須堅決反對。對不太注意工作方法的干部，要引導其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寓原則性于靈活性之中，加強與同事的溝通，以獲得別人的理解和支持。
（原載共產黨員網）
2.嚴管就是厚愛
當前，我們有些領導干部對下屬出現苗頭性問題要么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要么不聞不問，當“老好人”，這種做法堅決不可取。
“嚴師出高徒”，說的就是“嚴是愛、松是害”的道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嚴治黨，重在從嚴管理干部”。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就新形勢下堅持從嚴治黨提出的明確要求。要把“嚴”字體現在日常管理和監督中，各級黨委、紀委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落實管黨治黨責任，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從嚴管理、抓早抓小，“潤物細無聲”地強化對干部的監督。要以嚴格的標準要求干部，要做到“三嚴三實”，這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準則。要以嚴格的措施管理干部，嚴把“入口關”，嚴格執行干部管理各項規定，嚴格對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管理，防止一些思想不正、動機不純、作風不檢的人進入各級領導班子。要以嚴格的紀律約束干部，加強紀律、嚴格紀律、嚴肅紀律，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干部出問題、組織有責任。干部嚴重違紀的教訓是慘痛的，如果平時管理稍微嚴格一點，真正按照黨章黨規黨紀去要求，也許他們就不會一步步從違紀滑向違法的深淵。黨組織對干部應有責任和溫暖，平時加強管理，小事上多說著點，干部就會少犯一些錯誤，這是最大的愛護；黨內關系庸俗化、搞一團和氣，看起來是“宅心仁厚”，實際上是對干部不負責任，是害了干部。許多“問題干部”剛開始也就是吃頓飯、拿張購物卡，久而久之，便淪為“溫水青蛙”。如果在其貪念初萌的初始階段，組織上或領導加強管理，這個黨員干部可能就會幡然醒悟，不致從違紀的邊緣跌進犯罪的深淵。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在接受組織調查時說，“如果組織上早提醒或早處理我兩年，我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也不至于這么大，自己犯的錯誤也不至于這么嚴重。”諸如此類的懺悔令人警醒，讓人深思。
對紀檢部門來講，嚴管要用好“四種形態”，把監督執紀問責做深做細做實。2015年9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調研時提出了實現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即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的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紀委要用好“四種形態”，從嚴監督執紀，這不僅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更是對領導干部的關愛。過去，紀委對待領導干部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不當回事；一種是等“養大了”再辦，一處理就“算總賬”，讓一些領導干部一夜之間從“好同志”變成“階下囚”，這種“要么不出手、出手就很重”的做法對領導干部來說很難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包含領導干部在違紀上所有的可能程度，從而讓紀律處分更加恰如其分，不會要么偏輕，要么偏重。有了這“四種形態”，領導干部犯了什么錯，都可以依照相應形態對照處理。錯誤程度不同，處分的程度就不同。對犯了小錯誤的領導干部給予輕處分，可以讓其深受警醒，從而懸崖勒馬，而對別的同志來說，也能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運用好“四種形態”，各級紀檢機關必須勇于擔當，依紀監督、從嚴執紀，時刻做到以紀律為戒尺，對領導干部的任何苗頭性問題要早發現早處置。只有這樣，才能防微杜漸。
“嚴管”是對干部最大的關心與愛護，在對黨員干部的管理過程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同時，在嚴管的過程中也絕對不能忘記對干部的關心，該肯定工作的要大張旗鼓地肯定，該批評的要直言不諱地批評，指出整改方向。要做到教育與處理并重，表揚與批評并重，獎勵與處罰并重，經驗與教訓并重，讓干部覺得工作有搞頭、有盼頭，真正接受“嚴管就是厚愛”的理念。
（作者：盧惠雯 原載中國紀檢監察報）
3.“情面難卻”實是公私不分
當前，社會上有不少人認為，中國歷來講人情，現在辦事也還得講“情面”，否則就是不符合傳統，不符合中國“國情”。一些落馬官員在懺悔中也以昔日同事、同學、同鄉求幫忙，不幫顯得沒有人情味為托詞。這些說法和行為乍看似乎有些道理，實際上非常錯誤；看似“情面難卻”，實則公私不分；表面上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實際上是盤算維護自身利益。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一切為了人民群眾”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目的。領導干部要講人情，但講的是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真感情，是關心民眾疾苦之情、幫貧扶困之情、解憂排難之情，絕不是利用權力照顧親朋、遷就好友、蔭庇家人之情。“公與私”、“禮與賄”、“人情與原則”之間有著天然而無法混淆的界限。
我國是個人情社會，人們的社會聯系廣泛，上下級、親戚朋友、老戰友、老同事、老同學關系比較融洽，逢事喜歡講個熟門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權力領域，就會帶來嚴重問題。
異化的“情面”觀侵入公權力領域，往往導致人情尋租或人情貪腐，不僅破壞法治，損害民眾的合法權益，也使一些領導干部走上不歸路。正所謂“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一些領導干部正是由礙于“情面”幫人辦事、打招呼，發展到濫用職權、收受賄賂，走上犯罪道路。一些監督執紀者看到違紀苗頭，礙于所謂“情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本該“紅臉出汗、咬耳扯袖”的，結果卻讓他們滑向深淵。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落馬”后就曾懺悔：“我被‘情面’遮住眼睛，在朋友圈中淡忘了底線、防線和界線。”
更可怕的是，異化的情面觀侵入整個社會領域，成為一種腐敗亞文化。“風成于上，俗化于下”，公權力部門人員講“情面”利用權力優親厚友，其他人辦事時就會受到不公正對待，這些人就會效仿，也會將自己的職責作為謀利的手段——醫生收受紅包，教師收受家長購物卡……當“情面”異化成一些人行賄受賄的擋箭牌，當權錢交易式的腐敗行為被理解為“人情往來”時，“腐敗亞文化”已深深嵌入人情社會的生活實踐之中，進一步扭曲了人們的價值觀。
這種“情面”腐敗亞文化的危害非常之大，在這種亞文化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在政協會議上以《盡量讓國人不求人少求人》為題的發言所說，原本正常靠制度靠法制應辦的事變得幾乎事事求人，國人生老病死都要求人。求人的主體上至高級官員下至布衣百姓，大有無人不求人之勢。異化情面觀之下，求人成了常態，使得人際關系變得復雜，變得不堪重負；圈子也應運而生，為了辦事方便，為了得到提升，一些人熱衷于編織關系網,血親、姻親、老鄉、同學、朋友、戰友、老領導等,形成一個個的腐敗“小圈子”。
正是看到“情面”腐敗亞文化的危害性，習近平總書記在蘭考縣調研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則辦，特別是當個人感情同黨性原則、私人關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必須毫不猶豫站穩黨性立場，堅定不移維護人民利益”。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為領導干部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指明了方向。
破解“情面”腐敗亞文化，每位公職人員都要堅守底線，時刻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從自身做起，從小處抓起，敢于向各種違背原則和制度的“走后門”和“說情”行為說“不”。同時，治理“頑疾”還須“手術刀”。堵住“情面”歪風邪氣，需要完善法規制度，壓縮自由裁量權力空間，加大對違規行為的懲治力度。
領導干部嚴格要求自己，加上反腐敗斗爭力度不減、節奏不變、尺度不松，異化的“情面”腐敗亞文化就能得到根除，“讓國人不求人少求人”的目標就會實現。
（作者：張朝陽 原載中國紀檢監察報）
4.“永不行賄”的商人，日子會更好
馬云2015年10月25日在第三屆世界浙商大會上倡言“浙商永遠不參與任何行賄”后，很多人贊賞之余又心生疑竇：“不行賄”能把企業做好嗎？有人在身邊的朋友中做了“你信不信馬云從來沒有行過賄”的小調查，并悲觀地預測“永不行賄”會成為一句受到大眾贊賞卻很少有人相信的“孤獨的口號”。對此，馬云正面回應：“這么多年來，我沒有給任何（向外面）行賄的機會，不行賄應該是做企業最基本的底線，如果連不行賄都做不到，那就不要做了。”馬云為何有這樣的底氣，是因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嚴治黨，重拳打擊政商勾結，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可以說，靠行賄做生意，會越來越沒有市場；“永不行賄”的商人，日子會更好。
政商關系本來是中性詞，但很長一段時間里，政商關系出現了異化。一提起政商關系，人們就會想到官商之間勾肩搭背、沆瀣一氣、權錢交易的關系。從十八大以來查處的貪腐案件看，不少腐敗官員都與投機商人存在利益往來。在異化的政商關系下，官員以權逐利，商人以利獵權，尤其是掌握實權的各級“一把手”，更是成為老板重點“圍獵”的對象。不少實權派官員總有一些“鐵桿”朋友，這個干部在哪兒任職，“鐵桿”朋友就跟到哪兒發財。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成了易發多發的腐敗“標配”。
這種異化的政商關系產生了極大的危害。首先，腐蝕干部，惡化政治生態。一些官員緊盯“一把手”位置和核心權力部門職位，他們到這個位置上并不是為了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而是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據不完全統計，從十八大召開到2014年8月，落馬的38名省部級高官，腐敗多數發生在擔任地方“一把手”或核心權力部門官員時期。其次，影響公平競爭，破壞市場經濟秩序。一些企業家熱衷于與官員吃吃喝喝，暗相授送，以此獲得政府補貼、優惠政策，獲得監管尺度的放松，甚至依靠不法官員對競爭對手進行打壓。政商勾結削弱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阻礙優秀企業成長，損害經濟主體對市場發展的信心和對競爭規則的敬畏感。第三，侵蝕公平正義,敗壞社會風氣。政商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社會風氣和社會道德狀況。因為官員、企業家都是社會“精英”，他們的行為具有示范效應。政府公務員乘辦事之機，借用手中的權力吃拿卡要，以權謀私，大搞權錢交易，不法商人通過收買貪官牟取暴利，還依仗貪官的權力保護為所欲為，由此形成的權力尋租、貪腐致富、非法謀利、灰色致富等現象，不僅損害社會公正和群眾利益，并且會產生強烈的負面示范效應，在無形之中放大不良風氣，扭曲人們的心靈和行為。
正是看到“政商勾結”的極大破壞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嚴治黨，通過持續地強力反腐，逐步“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官員權力尋租空間不斷被壓縮，政商關系向良性發展。但在一些地方，又出現了另一種極端：一些官員為了避免“受牽連”，對企業家避而不見，從過去的“勾肩搭背”變成了“背對著背”。這不僅影響經濟項目的正常審批和順利推進，也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這樣的政商關系，同樣是不正常的，是一種新的異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不是“甩手掌柜”，而是承擔著制定法律規則、開展監管、提供服務等職責。“勾肩搭背”、吃拿卡要是亂作為，是濫權貪腐；“背對著背”、避而不見則是不作為，是懶政怠政。
怎樣建立正常的、健康的、積極的政商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的講話指明了方向。2013年“兩會時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就曾諄諄告誡：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并參加討論時指出，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對領導干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
以習總書記的講話為指導，我國正走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陽光大道”上。從政府方面看，通過加強法治建設，建立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明確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領導干部依法行政的思維和習慣正在建立。從市場環境看，國家通過簡政放權，深化審批制度改革，鼓勵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正在形成。從企業方面看，民營企業家的思維也正在從賺錢“靠政府”、“靠關系”到“靠市場”、“靠本領”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反腐敗沒有休止符”。只要堅持反腐利劍高懸，同時對不作為慢作為的懶政怠政進行治理，加上企業家“潔身自好”意識的覺醒，就一定能建立新型的政商關系，那些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的企業家的日子就會越來越好。
5.反腐敗影響經濟發展嗎？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旗幟鮮明地正風反腐，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常態”，發展速度從高速向中高速轉變，一些地方經濟增速放緩，社會上因此出現了反腐敗影響經濟發展等謬論。
正風反腐和經濟發展是辯證統一的。發展仍是解決我國當前問題的關鍵。如果不能把經濟搞上去，進而逐步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就會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同樣的，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腐敗問題，以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不僅會損壞清正廉潔、和諧有序的發展環境，終究也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大正風反腐力度，與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總體目標是一致的。
正風反腐有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腐敗本身就是破壞經濟健康發展的毒瘤。從現實情況看，雖然反腐敗在短期內會使一些行業受波及，尤其是高端消費領域，因“三公”經費壓縮、民間埋單的“腐敗消費”下降而受到影響。但若是任由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必然對經濟結構轉型產生掣肘。從長遠來看，反腐敗帶來的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和公平誠信的市場環境，必定會更加有利于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只有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不斷改善和優化市場環境，才能吸引更多中外投資者進入市場，為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更大動力。可見，反腐敗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反腐敗提升了政府形象，增強了民眾信心，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十八大以來，湖北省委省政府毫不動搖地堅持反腐倡廉和經濟發展的“力度統一論”，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貫穿于湖北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過程，抓住經濟領域中最容易產生腐敗問題的部位和環節，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保持了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特別是連續出臺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劃定權力清單等一系列舉措，使湖北成為審批事項最少的省份。各級政府改變行政方式，更多地依靠市場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預經濟問題，由此極大地釋放了經濟增長動力，降低了市場交易活動成本，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2015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達到295萬億元，由“十一五”末的全國第11位上升為第8位，穩居全國第一方陣，人均生產總值突破8000美元。湖北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事實雄辯地證明，正風反腐不僅沒有影響經濟發展，反而是拉動了消費健康增長，推動了產業轉型升級，助推了企業創新創業，由此有力地駁斥了反腐敗影響經濟這一謬論。
厘清模糊認識，修正錯誤觀點才能更好推動發展。歷史反復證明，越是進入改革發展的深水區和攻堅期，越是要重視厘清模糊認識和錯誤觀點，越是要幫助人們樹立正確觀念。要引導人民群眾消除“反腐敗抓過頭了，不利于發展”、“先致富，后治腐”、“經濟要上，反腐要讓”等錯誤認識。要引導黨員干部破除“腐敗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腐敗是發展經濟的潤滑劑”等錯誤觀點，自覺把防腐治腐理念寓于湖北改革開放和各項建設的決策和舉措之中，統一謀劃、整體推進，通過正風反腐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保證，通過經濟社會發展為推進正風反腐創造良好條件。
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只要保持政治定力，嚴格落實“兩個責任”，全黨上下齊心協力，人民群眾鼎力支持，就一定能夠打贏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場攻堅戰、持久戰。
6.反腐敗導致干部不作為嗎？
懶政惰政也是一種腐敗。“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2015年，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聚焦到一個關鍵詞——“為官不為”。
“為官不為”第一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說明這一現象已經引起高度警覺和強烈關注，說明治理庸官懶政，已從口頭強調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從懲治亂作為延伸到反對不作為，標志著反腐敗正向縱深推進。
近年來，從中央八項規定到省委六條意見，各種規范黨員干部行為的條例、規章和禁令密集出臺，“兩個責任”不斷發力，從嚴治吏力度加大，少數黨員干部感到被約束緊了，不那么自在了，流露出“為官不易”、“官不聊生”等論調；還有的人以“緊箍咒”太多、“高壓線”太嚴、反腐敗太過為由，當起了“為官不為”的庸官懶官混官。這是反腐敗斗爭深入推進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的嚴峻問題，是與我們所倡導的“清廉為官，事業有為”要求背道而馳、格格不入的。
正確看待反腐敗與干部作為之間的辯證關系。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推進，各級官員的特權及其由此產生的權力尋租空間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和擠壓。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政治文明進步的體現，說明“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但有些官員仍然奉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對工作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甚至妄言是反腐敗導致干部不作為。這種把反腐敗和有作為人為地對立起來的錯誤論調，以及由此導致的對黨和人民極不負責的庸政、懶政同樣是一種腐敗，它不僅違背“力度統一論”原則，抵消黨風廉政建設的正效應，而且還將損害湖北改革發展業已形成的強大氣場、良好氛圍和大好局面。在現實中，那些不作為的官員，要么是權力觀錯位，抱著“千里來做官，只為吃和穿”的信條，割舍不下曾經不受制約的誘人權力和高福利高待遇；要么是宗旨意識淡薄，習慣見利益就上，見責任就讓，幻想像從前一樣“一張報紙一杯茶”地庸庸碌碌混日子；要么是自身行不端，走不正，想越“雷池”、想踏“紅線”，或是做過觸碰道德良心底線和觸犯國家法紀法規的事情。對貪官庸官懶官來說，法紀的威懾、制度的約束和工作的壓力，確實會導致他們產生“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心態。而對于堅持原則、勤政廉政的官員來說，日漸山清水秀、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反而會給他們創造更好的干事創業環境。可見，所謂的“反腐敗導致干部不作為”，只是貪官懶官混官為自己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不好貪、不好混、不好受尋找的借口。
以干事創業的擔當和實績取信于民。“為官避事平生恥”。擔當大小，體現著一個干部的胸懷、勇氣、格調，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為官不易”不能“為官不為”，因為我們心中有崇高理想信念，我們肩上有千鈞重擔。黨員干部必須適應“清廉為官、事業有為”的新常態，學會在批評中改進工作，適應在約束中規范工作，習慣在監督中干事創業。“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為官才能不足，就辦不好政事；為官品行不廉，百姓就荒疏懈怠；沒有功業實績，就保不住官位和俸祿。明代思想家呂坤也曾說過：若一位官員只做到“不傷財、不害民”，那就不設官位好了。設置官吏，是為百姓興利除害的。如果僅僅做到廉潔，分毫無損于民，但萬事廢弛，分毫無益于民，仍是尸位素餐。與古人相比，我們更應該有覺悟、有境界。對尸位素餐、碌碌無為的干部，該撤換的撤換、該調整的調整。
“清廉為官、事業有為”是“力度統一論”在湖北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深化拓展，也是“力度統一論”在每一位黨員干部身上的具體體現。加強黨風廉政建設要求清廉為官，實現“建成支點、走在前列”目標呼喚全省黨員干部事業有為，兩者辯證統一于湖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之中。這就要求全省黨員干部必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加強理想信念和黨性修養，時刻以“清廉為官、事業有為”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拎著“烏紗帽”為民干事，決不捂著“烏紗帽”為己做“官”。全省黨員干部必須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作風觀，不斷增強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覺，增強攻堅克難的責任擔當，增強一心為民的公仆情懷，保持昂揚向上的進取心，保持干事創業的精氣神。
（作者：徐駿 原載新華社）
7.反腐敗過頭了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反腐敗斗爭提到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厲行八項規定開局，打“老虎”拍“蒼蠅”，形成雷霆萬鈞之勢，極大振奮了黨心民心。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正風肅紀的發條越擰越緊，制度的籠子越織越密，少數黨員干部認為中央八項規定要求太嚴了，緊箍咒太緊了，反腐敗太過了，出現“過頭論”等錯誤論調。有的認為打“虎”打狠了，干部查多了，過頭了，搞得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有的認為抓作風抓嚴了，矯枉過正，搞得“為官不易”，甚至“官不聊生”。
以上錯誤論調在一些黨員干部中和社會上有一定市場，其目的就是希望調整當前出重拳、下猛藥、強力反腐的方針政策，讓正在擰緊的作風建設發條松下來，正在發力的反腐敗戰車停下來。如果不及時糾正此類認識，任其蔓延，勢必損害反腐敗業已形成的良好氛圍和大好局面。
“開弓沒有回頭箭”。腐敗問題是大問題，是大病、重病、頑疾。只有大病大治、重病重醫，用猛藥祛頑疾，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才能鞏固黨的執政根基，才能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全體黨員干部要切實增強政治敏銳性和鑒別力，做清醒人、明白人、局中人，堅決破除“反腐過頭論”，增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政治定力，始終保持反腐敗斗爭的高壓態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黨的宗旨與腐敗水火不相容，反腐敗必須除惡務盡。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任何時候都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腐敗的存在和滋生嚴重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破壞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反腐敗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指出，“反腐敗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眾給予高度評價”，“全黨同志對黨中央在反腐敗斗爭上的決心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取得的成績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帶來的正能量要有足夠自信，對反腐敗斗爭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夠自信”。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立下的軍令狀”。目前，反腐敗斗爭取得了歷史性突破和階段性勝利。但總體來看，腐敗生成的基礎尚在、反彈的力量猶存，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因此，反腐敗不僅需要有堅強的定力和毅力，還需要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和勇氣，以達到減增量、壓存量的效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懲治腐敗這一手必須緊抓不放、利劍高懸，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
一鼓作氣正當時。如今不是反腐鳴金收兵時，而應是繼續“窮追猛打”，要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開展紀律教育，狠抓執紀監督，養成紀律自覺，用紀律管住全體黨員。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用鐵的紀律整治各種面上的頂風違紀行為，有多少就處理多少”。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從自身做起，廉潔用權，做遵紀守法的模范，同時要堅持原則、敢抓敢管，立“明規矩”、破“潛規則”，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促進標本兼治，凈化政治生態。
“堅持堅持再堅持”。反腐敗越徹底，黨和國家就越充滿希望。“這是一場必須贏的較量”。橫下一條心，一鼓作氣，不給腐敗分子喘息之機和回旋余地，就能乘勝前進。反之，如果認為“差不多了”、“擺擺姿態”，或是受到一些反對勢力的干擾和影響，就可能前功盡棄、功虧一簣。這非常值得我們警惕!
8.干部重大事項申報侵犯個人隱私權嗎？
為了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和管理，促進領導干部廉潔從政，中央制定《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但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許多障礙和認識誤區，其中之一就是“實行個人重大事項申報，侵犯了個人隱私權”。這種觀點顯然混淆了領導干部重大事項申報與個人隱私權之間的界限，將黨員領導干部重大事項申報這一組織制度和組織紀律，對黨員領導干部這一“特殊”群體的要求和應盡義務，同公民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混為一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厘清領導干部隱私權的概念，比較分析領導干部重大事項申報和個人隱私權之間的區別與聯系。
領導干部的隱私權是受限制的。隱私指的是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個人私事和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個人領域。隱私權是私人生活安寧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護的權利等。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由各國憲法或憲法性文件規定，受憲法法律保護。雖然我國憲法沒有對隱私權給予明確規定，但對隱私權的保護見諸于《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和《民事訴訟法》等部門法中。領導干部作為公民，其個人隱私權必然受到保護。但領導干部同時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掌握著公權力和公共資源的分配。基于對公共利益的維護，有必要對領導干部的隱私權加以限制。誠如恩格斯所講的，“個人隱私一般應受法律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是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隱私權的保護，而應當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
干部重大事項申報與個人隱私權是兩碼事，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和聯系。首先，兩者的本位取向不同。個人隱私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以權利本位為取向，通過法律手段予以承認和保護；干部重大事項申報則以義務為本位取向。對于領導干部來說，申報重大事項既是一項必須履行的義務，更是一項組織紀律和政治規矩。領導干部作為黨員，必須履行黨章規定的“自覺遵守黨的紀律，模范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執行黨的決定，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完成黨的任務”。既然《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針對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制定，那么每名領導干部都必須嚴格遵守，按規定向組織報告個人有關事項。
兩者的主體不同。個人隱私權的主體是公民，是具有或取得我國國籍，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中國公民。干部重大事項申報的主體則是領導干部，是“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的共產黨員，是身處領導崗位的“特殊”公民。《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對這一“特殊”群體進行了界定，主要包括黨政機關、民主黨派機關、人民團體、事業單位中縣處級副職以上的干部，以及大型、特大型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含國有獨資金融企業）的中層以上領導人員和中型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含國有獨資金融企業和國有控股金融企業）的領導班子成員。
兩者的內容不同。隱私權是人格權，包括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身體秘密、住宅、通信秘密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隱私，公民個人信息也屬于隱私的范疇。而干部重大事項申報的內容有領導干部本人的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個人收入、房產、投資等。這些信息對公民來說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但領導干部的“特殊”身份決定了其個人隱私權必然受到限制，正如一句法諺所講“官員無隱私”，這也是國際通行的慣例。領導干部向組織報告的個人有關事項，并沒有侵犯其個人隱私，隱私權不能成為領導干部拒絕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借口。
兩者的實現手段和目的不同。隱私權是國家通過法律規定、法律救濟等途徑，保護公民個人隱私權免遭不法侵害。我國《憲法》第38條對公民人格尊嚴的保護，第39條對公民住宅的保護，第40條對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護；《刑法》中對控告人、檢舉人姓名權的保護，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公開審理，涉及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等；《民法通則》中對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的保護等規定；上述法律規定和實施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護公民的個人隱私權。干部重大事項申報則是領導干部就個人有關事項，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報告給相應的組織（人事）部門。目的有二：一是管理和監督；二是廉潔自律和防范腐敗。通過干部有關事項的申報，及時了解干部的收入是否合法正當，是否通過違法亂紀或者通過貪污受賄得來，對有問題的干部及時提醒和誡勉；通過干部重大事項申報制度，塑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生態。
9.腐敗的根源在于文化劣根性是謬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著眼于新的形勢任務，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新的重大成效。但是，當前腐敗問題依然存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有的人據此認為，腐敗的根源在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并由此推論我國的腐敗問題難以得到有效治理。這種觀點是非常錯誤的，必須予以澄清。
不可否認，我國歷經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傳統文化中也夾雜著一些消極的成分，是滋生腐敗的土壤。例如，有的黨員干部官本位意識濃厚，眼睛“只向上，不向下”，只看上級臉色，不顧群眾利益；有的黨員干部等級觀念嚴重，缺乏平等意識，缺乏群眾觀念；有的特權思想嚴重，以功臣自居，自認為政績不少、功勞不小，享有特權或搞點特殊化理所應當。同時，傳統社會中形成的“人情”、“面子”等習俗和觀念仍然存在，一些黨員干部借“人情”“面子”之名，行優親厚友之實。這些都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毫不猶豫地予以舍棄。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5000多年延綿不絕、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她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土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崇尚倫理道德，在政治上要求實行“仁政”，以德治國；注重個人修養，要求努力“修身”，堅持慎獨，完善人格，以“圣人”的“隨心所欲不逾矩”為最高道德理想境界；重視道德教化，要求塑造有道德的“君子”，培養“仁人”、“圣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下的國人注重“修齊治平”，特別強調“治國”須先“修身”，將“修身”作為人生最基本的追求。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這些致力揚善棄惡、追求崇高思想品格、推崇完美道德人格、涵養美好精神情操的特質和內核，是拒腐防變的銳利武器。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6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指出：“抓作風建設要返璞歸真、固本培元，在加強黨性修養的同時，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要“著眼于以優良黨風帶動民風社風，發揮優秀黨員、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風建設作為領導干部作風建設重要內容，弘揚真善美、抑制假惡丑，營造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氛圍，推動社會風氣明顯好轉。”要求“每一位領導干部都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時，嚴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留留神，防微杜漸，不要護犢子。”而家風和家規正是我國傳統社會治家教子、修身處世的重要載體。
王岐山同志多次強調：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中華文明的DNA，為國盡忠、在家盡孝，天經地義。我們要尊重自己的歷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堅守和弘揚優秀傳統，發揮禮序家規、鄉規民約的教化作用，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文化營養。
“風成于上，俗化于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都有珍惜名節、注重操守、干凈為官的傳統，歷來都講“為政以德”、“守土有責”。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要從自身做起，帶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自覺抵制和摒棄“腐敗亞文化”，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堅持原則，立“明規矩”、破“潛規則”，壓縮腐敗現象生存空間和滋生土壤，促進政治生態不斷改善。
10.落實兩個責任只是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的事嗎？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各級紀委要履行協助黨委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的職責，加強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員的監督，更好發揮黨內監督專門機關作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再次提出，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落實“三嚴三實”要求，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健全改進作風長效機制，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由此明確了黨風廉政建設的責任界限，著重強調在黨風廉政建設中黨委要負主體責任，紀委要負監督責任，這就為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鞏固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供了重要保證。
但是，也有人由此產生了一個誤解，似乎落實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只是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的事情，與己無關，因而采取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由主義態度。事實上，落實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并非只是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的事情，而是與每個黨政機關、每名領導干部以及普通黨員緊密相關。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必須落實黨委（黨組）責任。黨委（黨組）中每個成員都要支持、協助黨委（黨組）書記抓黨風廉政建設，堅持用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五條標準選好用好干部；要著力查處干部貪腐等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要積極支持紀檢監察機關開展監督執紀問責，多給他們打氣、鼓勁，在經費、人力方面給予保障；要加強源頭治腐，改革體制機制，堵塞制度漏洞；要帶頭廉潔從政，堅持示范引領，堅決不越黨紀國法的紅線、底線，始終做一個清醒人、清白人、正派人。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必須落實紀委責任。各級紀委在黨風廉政建設中負有監督責任。除了紀委書記要一身正氣、敢抓敢管之外，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進一步實現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協力推進監督責任的落實。要創新監督理念，完善紀檢工作機制，加強紀檢監察隊伍建設。要堅決查處腐敗問題，遏制腐敗蔓延勢頭。打鐵還需自身硬，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帶頭清查自身問題，把不適合做紀檢工作的干部及時清除出去，把適合做紀檢工作的同志及時吸收進來。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必須落實部門責任。在黨風廉政建設中，除了黨委（黨組）、紀委要負責外，政法、組織、宣傳等部門也責無旁貸。政法部門要做好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的銜接和協調，引導黨員、干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用法治標準檢驗黨風廉政建設成效。組織部門要把好選人用人關，杜絕買官賣官、跑官要官，防止“帶病提拔”。宣傳部門要抓好黨風廉政建設法規制度和廉政文化的教育宣講，把好思想輿論關，對一些容易影響黨風廉政建設和動搖理想信念的言論，要加以反駁、引導，不能讓其形成干擾沖擊波。各級黨校要加強黨性黨風教育方面的課程設置和學科建設，并努力使之科學化、規范化。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也要落實普通黨員干部責任。普通黨員干部要積極參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要增強主人翁意識，在民主選舉和干部競崗中堅持原則、客觀公正，真正選出作風過硬、工作過硬、本領過硬的領導干部；要敢于監督，敢于有理有據地檢舉揭發腐敗分子。
11.進“圈子”不是進“班子”的萬能鑰匙
當前，個別黨員干部熱衷于組織同學會、老鄉會、戰友會等等，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以為只有這樣才有機會進入領導班子，獲得提拔晉升。然而，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周永康的“石油幫”、令計劃的“山西幫”都土崩瓦解，這些圈中人一個個落馬了，受到了黨紀國法的制裁。可見，進了“圈子”未必會進“班子”，反而可能會進“籠子”，最終弄得身敗名裂。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黨章明確規定，黨員必須“堅決反對一切派別組織和小集團活動”。鄧小平曾指出：“‘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誤就從這里出來，錯誤就從這里犯起。”樂于搞“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大都是以利祿相勾結，以升遷相依附，對此如不下大力氣防范整治，任由各類“圈子”及“圈子”文化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最終必然危害黨的肌體。黨員、干部必須維護黨的團結，決不允許在黨內培植私人勢力，不得以人劃線，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別活動。
要加強制度建設，最大限度堵塞用人上的漏洞，將利用“圈子”獲得晉升機會的人擋在入口處。各級黨組織要增強防范意識，不讓各種“圈子”存在，也不讓各種“圈子”成為一些人升官發財的“跳板”。在用人問題上，我們黨一貫強調不拉山頭、不搞派系，而是要五湖四海、德才兼備、任人唯賢。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明確規定，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黨委內部議事和決策制度；要堅持黨的紀律，特別是工作紀律，包括組織工作紀律；要堅持任人唯賢，任用那些開拓進取、實績突出、清正廉潔、群眾擁護的干部。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規定，要建立健全黨內事務聽證咨詢、黨員定期評議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黨內情況通報等制度，重點落實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和監督權；要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黨內民主決策機制；干部隊伍建設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標準，完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選拔方式要有競爭性，要突出崗位特點，大力提拔經過艱苦復雜環境鍛煉、重大斗爭考驗、實踐證明優秀、有培養前途的年輕干部。2015年，中共中央出臺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規定，不得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和議事規則，不得違反規定組織參加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等，不得以強迫、威脅、欺騙、拉攏等手段妨礙黨員自主行使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得在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組織考察和黨內選舉中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不得泄露擴散或竊取黨組織關于干部選拔任用和紀律審查等尚未公開事項或其它應保密內容。這些制度和規定都十分明確，只要各級黨組織認真執行，堅決貫徹落實，就一定能有效防止一些害群之馬借各種“圈子”投機取巧、升官發財甚至踐踏黨紀國法。
要加強思想建設，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更加注重培養自己的德、能、勤、績、廉，不要把精力放在拉關系、走后門、進“圈子”上。重視思想建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原則，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必須用好思想建黨這個傳家寶，堅持不懈抓好思想教育，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始終堅守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和精神高地。要教育引導黨員干部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把握好核心要義和精神實質，做到知之深、信之篤、行之實。要檢視思想靈魂、政治定力和實際表現，補精神之“鈣”、培思想之源，真正把理想信念、黨性原則、政治規矩和好干部標準牢固樹立起來，使愛黨、憂黨、興黨、護黨在思想上扎下根來。只有這樣，才能使越來越多的領導干部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不再處心積慮地編織、想方設法地進入各種“圈子”，進而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必須維護黨的團結，決不允許在黨內培植私人勢力。黨員干部必須堅定信念，自覺凈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級黨組織要擔負起管黨治黨的責任，對領導干部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嚴格要求，督促其凈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關系圈”，心無旁騖地投身到工作中。
12.反腐敗同群眾利益無關嗎？
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11月的統計數據顯示，97.9%的群眾贊成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支持反腐倡廉。這表明正風反腐是民心所向、民意所盼，有著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并已成為當今中國最能凝聚人心、激濁揚清的力量。然而，社會上有一些人卻拋出了“反腐敗與群眾利益無關”的論調，認為反腐敗只是“高層政治”，與群眾切身利益并無太大關系。很顯然，這一論調嚴重割裂了反腐敗和群眾利益之間的有機聯系，是對反腐敗斗爭的誤讀甚至歪曲。由于這一論調具有一定迷惑性，若任其在社會上泛濫，勢必讓人民群眾變成看客，使反腐敗斗爭陷入孤立。所以，有必要正本清源，看清事實真相。
反腐敗的本質就是維護群眾利益。人民賦予政府公權力是為了增進公共利益，為人民謀福祉。腐敗的本質是公職人員對公權力的濫用，為了一己私利讓人民群眾成為其腐敗后果的最終“買單”者，人民群眾歷來對各種形式的腐敗深惡痛絕。反腐敗就是要預防、糾正公權力的濫用，讓公權力回歸本位，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為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服務。因此，反腐敗從本質和最終目的而言，不僅僅是為了懲治貪官、整頓吏治，歸根結底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和守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契合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反腐敗帶給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切身利益。反腐敗本身并不是經濟工作、民生工作，但是反腐敗能給人民群眾帶來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紅利。民之所呼，政之所指。在“打虎”、“拍蠅”齊頭并進的高壓態勢下，群眾明顯感受到了來自身邊的變化。公款吃喝、公車私用、貪污腐化、鋪張浪費收斂了，“天價煙”、“高價酒”、“帝王宴”匿跡了，曾經望而興嘆的天價食品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曾經望而卻步的高檔飯店改走親民路線等，降低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在經濟領域，反腐“利劍”斬斷了不當利益鏈條，營造了公平的市場環境，企業從挖空心思跑關系、走后門，甚至“送票子”中解脫出來，專注企業的健康發展。公職人員用權不再“任性”，回歸人民公仆角色，老百姓跟政府部門打交道，門好進、臉好看、事好辦了。司法公正得到尊重，冤假錯案得到糾正，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筑牢了。人民群眾為這些變化真心點贊，給黨中央的反腐“成績單”打出了高分。可見，黨中央動真格反腐敗，回應了人民群眾的訴求和社會關切，解決了人民群眾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反腐成效獲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
反腐敗讓群眾收獲更高層次的獲得感。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認為，“正風反腐再造政治生態、重塑公仆形象，讓群眾增強了對黨的信心，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心理獲得感。同時也讓大家對未來美好生活充滿信心，這是正風反腐帶給群眾更高層次的獲得感。”這一觀點道出了群眾精神、心理層面的感受，這是比獲得具體利益更高層次的獲得感。往更深層次看，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氣象，對重塑社會價值觀意義重大。對一個社會而言，社會價值觀的腐蝕墮落是最可怕的腐敗。反腐敗，也是一場價值觀的較量。隨著正風反腐的推進，滋生腐敗的各種思想毒瘤正在被清除，那些被腐敗現象、不良風氣顛倒的是非觀、價值觀，正在得以糾正，當下社會迎來了正氣上揚、濁氣下沉的轉機。價值觀的重塑應該是正風反腐帶給中國社會更深層、更長遠的影響，每一個人都會從中獲益。
正視問題、解決問題，為群眾謀求更多利益。認清“反腐與群眾利益無關”謬論的同時，也要意識到，某種程度上該論調也反映出了一些問題，必須加以正視。比如有些地方，吃拿卡要沒有了，但變相的刁難出現了；“面子”和“人情”的干擾少了，但不作為現象凸顯了；一些領導干部嘴上喊得響的，卻遲遲不見行動。凡此種種，既啃噬著群眾的獲得感，又消解著正風反腐帶來的正面效應。對此，應該做的不是降低正風反腐的力度，而是恰恰相反。通過增強各級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將責任傳導到每一個環節，改變“上面九級風浪，下面紋絲不動”的現象。通過解決各級黨組織，特別是縣及以下基層黨組織責任“虛抓空轉”的問題，讓群眾安心享用正風反腐的效果，這樣才能讓“反腐與群眾利益無關”的謬論真正失去市場。對此，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部署把著力解決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作為2016年的工作重點，繼續堅持“打虎”“拍蠅”不動搖，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通過增強各級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將責任傳導到基層，堅決糾正和查處基層貪腐，目的就是讓群眾能夠感受到、享受到更多的來自身邊的變化，獲得更多實實在在的切身利益。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雷霆之勢取得了反腐敗斗爭的成果，人民群眾對反腐敗的認同感和獲得感越來越高。然而，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舊嚴峻復雜。未來，在解決“不敢腐”的基礎上，還應進一步完善和加強“不能腐”、“不想腐”制度建設和教育引導，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當人民群眾成為正風反腐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之時，他們就會持續地擁有獲得感。
（原載中新網）
13.懶政也是腐敗：“不干事”同樣“會出事”
當前，面對正風肅紀和反腐敗的高壓態勢，確有一些領導干部不貪不占了，但分內的事情也不做了，還將不干事的原因歸結為“干事的人容易出事”，奉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的為官之道，滋生出庸、懶、慢等“為官不為”的現象。這些“為官不為”者雖然不像“貪官”那樣直接吸食民脂民膏，但他們占據著職位、享受著權力，卻不擔工作之責，是一種嚴重的失職瀆職。對此，李克強總理指出，尸位素餐、無所作為是典型的吏治腐敗，這樣的干部應該追責。
“為官不為”、“庸官懶政”現象的確是當前干部隊伍管理中的頑疾，雖然只發生在少數黨員干部身上，但如不及時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一旦放縱，就會嚴重影響廣大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和政策執行力，極大地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動搖黨的執政根基。治理“為官不為”問題迫在眉睫。2015年8月下旬，國務院大督查第一批問題處置結果公布。經監察部審核，遼寧、吉林、安徽、福建、四川、甘肅、青海7省對59名干部在審批、決策和監督等政策執行過程中懶政怠政、失察失職瀆職等不作為問題，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個別違法者受到刑事處理，其中涉及地廳級5人、縣處級20人。2015年9月14日，監察部公開曝光4起失職瀆職典型問題，一時引發輿論熱議，群眾拍手稱好。各地方黨委緊跟出臺問責辦法，明確“為官不為”的具體情形，并采取相應處理措施。2016年4月11日，湖北省委通報了省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2015年度履職盡責考核情況，對28名干部予以組織調整，對22名干部予以批評教育、誡勉談話。這些舉措表明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視當前滋生蔓延的為官不為、懶政怠政、失職瀆職等突出問題，正在采取嚴格問責、動輒則咎、公開曝光等嚴厲措施加以整頓，督促各級政府和黨員干部依法行政、正確履職、敢于擔當。亮劍懶政怠政，整治為官不為，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即“不干事”同樣“會出事”，或說如果“不干事”，就只好請“出局”了。
干事，是共產黨人的本色。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來的，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當前，要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黨員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勁頭抓落實，切實把會上定的、紙上寫的、嘴上說的轉變成具體行動、實際成效和人民利益，這樣工作才算做到了位、做到了家。要知道，出事，并不是因為干事，而是因為干了不該干的事，是官員違法違紀的必然結果。正像陳毅詩中所描繪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探究貪腐官員出事的根源，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因為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扭曲，導致了權力觀、利益觀和地位觀的錯位，因經不起各種欲望和利益的誘惑，最終走上了“出事”的不歸路。這里，“出事”與“不出事”的分水嶺就在于做事是否出于公心。若出于公心，不僅能干事、干好事，而且能成就大事；若出于私心，則“出事”的可能性確實非常大。所以，就不要再把“怕出事”當作“不做事”的借口，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權力觀、利益觀，重拾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責任擔當才是正道。
俗話說得好，“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有位就應有為，為官就應為民，這是對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對于領導干部而言，為官清廉、不貪不占僅僅是守住了底線，但這還遠遠不夠，要敢于擔當、勤政務實，真正用實、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造福一方百姓，才是一名合格共產黨員的價值追求。
（作者：徐駿原載新華社）
14.反腐敗應當緩一緩嗎？
當前反腐敗斗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社會反響好，群眾積極擁護，贏得了黨心民心。但卻也出現了一種錯誤的言論，說反腐敗應當“緩一緩”。這種腔調，無非出于兩種情形：第一種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一些人看不清反腐敗是大勢所趨，黨心民心所向，是建設廉潔政治、鍛造堅強領導核心的重要舉措；第二種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些腐敗分子在反腐利劍下惶惶不可終日，拋出所謂反腐過頭論，要緩一緩，其實是想混淆視聽，渾水摸魚，逃避打擊，繼續隱藏下去，保住其非法的既得利益。
“緩一緩”是對腐敗問題的消極回避，其實質是對腐敗問題放任不管，其結果只會助長腐敗滋生蔓延，導致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的結局必然是民心盡失、亡黨亡國的毀滅性后果。蘇東劇變的前車之鑒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警醒深思嗎！我們要從安邦治國、建設現代廉潔政治的高度，以共產黨人的大智慧、大勇氣，以更明確的態度、更嚴密的制度、更有效的措施、更科學的手段，堅決遏制腐敗問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敗新格局。
反腐敗斗爭不能緩，是由腐敗問題的嚴峻復雜形勢所決定的。腐敗依然存在著多發易發、量大面廣的問題。據統計，2015年，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37萬起、49萬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34萬人。對違反紀律的給予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調整20萬人，黨紀重處分和重大職務調整82萬人。2015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2813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534萬件，立案33萬件，結案317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336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14萬人。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領導干部，往往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于一身，很多在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上沒有收手，“四風”問題改頭換面、花樣翻新，出現了各種變異。有的置黨紀國法于不顧，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獨立王國”，搞山頭派系、結黨營私、團團伙伙，結成利益共同體；有的頂風作案，心存僥幸，賣官鬻爵、權力尋租、受賄行賄，變著花樣收錢斂財，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甚至數以億計；有的在換屆選舉中搞非組織活動，到處游說拉票，用金錢開道，跑官要官買官；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揚言“活著要進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寶山”，對黨中央決策部署陽奉陰違，為實現個人野心而不擇手段。種種現實表明，全面從嚴治黨任務依然艱巨，必須持續保持高壓態勢。
反腐敗斗爭不能緩，是因為腐敗問題是關系到亡黨亡國的重大政治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他還指出：“全黨必須牢記，反對腐敗是黨心民心所向。”腐敗的本質是對權力的濫用，腐敗最終損害的是群眾的利益。反腐敗就是要糾正權力的濫用，讓權力回歸本位，讓權力為公共利益服務、為群眾利益服務。通過反腐敗斗爭，營造山清水秀政治生態，促進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這是最大的政治。盡管當前反腐敗取得明顯成效，但一些腐敗分子仍然不收斂、不收手，腐敗現象在礦產資源、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招投標、招商引資、財政性資金分配使用、惠民資金和科研經費管理等重點領域和環節仍然易發、多發，一把手腐敗案件居高不下，領導干部插手工程項目、親屬子女經商辦企業等問題仍然存在。區域性腐敗、系統性腐敗、家族式腐敗、塌方式腐敗等不斷被揭露，影響極其惡劣。“逆水行舟用力撐，一篙松勁退千尋”。反腐敗斗爭如逆水行舟，一旦松勁，腐敗問題必然如星星之火，迅速發展成燎原之勢。
反腐敗斗爭不能緩，是因為群眾對廉潔政治的殷切期待。國家統計局2015年統計，979%的群眾贊成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支持反腐倡廉。這表明，反腐敗不是一廂情愿，也不是孤獨訴求，而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順乎黨心、合乎民意，具有堅實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一些人置事實于不顧，散布“反腐與群眾利益無關”的論調，將反腐敗與群眾利益之間的內在緊密聯系人為地割裂開來，忽視了反腐敗斗爭所蘊含的政治邏輯和社會期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改進作風到了節骨眼上，社會上有種種議論和思想情緒。很多人擔心活動一結束就曲終人散，‘四風問題’又‘濤聲依舊’了。還有些人盼著緊繃的弦松一松，好讓自己舒服舒服。”廣大干部群眾最擔心的是問題反彈、雨過地皮濕，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態化、常抓不懈、保持長效。民心不可失，我們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促發展，最深厚的動力來源和依靠，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緩一緩”實際上反映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心聲。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權力與市場管理、資源配置之間關系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制度的科學化水平還不夠，還沒有形成嚴密的制度約束體系，在一些領域形成了不少灰色和空白地帶，這給占據關鍵位置，掌握資源配置權力的人有了可乘之機，他們通過權力尋租，搞權錢交易，獲得了大量非法利益。當前，一些人之所以發出反腐敗要緩一緩的聲音，正好說明中央懲治腐敗已經收到了很好成效，讓腐敗分子感受到了強大的壓力和危機，他們企圖采取各種手段逃避打擊，因此拋出這種怪論，就不足為怪了。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在新一屆黨中央勵精圖治，堅定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今天，更加需要一個清明廉潔、高效務實的政治體系作保障。我們不僅要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建設完善的反腐敗制度體系，推進懲治腐敗常態化，還要形成一個開放有序的政治參與格局，回應社會關切，釋放群眾監督正能量，“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這樣才能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為反腐敗斗爭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
15.反對妄議中央不會妨礙開展正常的黨內批評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條例》明確把“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作為黨員干部的違紀行為，視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警告直至開除黨籍處分。這本是加強黨內民主集中制、搞好內部團結、增進共識的重要保證，也是增強黨的組織性、紀律性、凝聚力的必要舉措，是十分恰當、也是必要的。但網上卻出現對反對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的冷嘲熱諷：有人認為這是“閉塞言路”，有人認為這是“壓制言論自由”，有人認為這是“否定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損害黨內民主”，還有人認為這是要讓全體黨員甚至全社會都“閉嘴”。這些觀點看似有理，頗能迷惑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但實際上忽視了中央出臺這個規定的具體語境以及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帶來的危害性。
習近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要求黨員、干部不能妄議中央，不是說不能提意見和建議甚至批評性意見，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同黨中央唱反調、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只要認真讀一讀，我們就會發現，新《條例》關于“妄議”的界定和規定是十分清楚和明確的。從這條規定得出會妨礙正常的黨內批評、“閉塞言路”、“壓制言論自由”、讓全體黨員甚至全社會都“閉嘴”的結論，是對《條例》的誤讀誤解。問題的實質在于，有些人出于對當前整頓黨的作風不滿，故意曲解“妄議”的含義，借題發揮，“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圖渾水摸魚，混淆視聽。
根據《辭海》的解釋，“妄”有兩個含義：一是胡亂、越軌，二是虛妄、不實。因此，妄議就是沒有事實根據、捕風捉影地胡說，不負責任、不計后果地亂說，信口開河、信口雌黃地瞎說。不論在任何地方，何種場合，這種妄議都是影響人際和諧、社會穩定、內部團結的消極因素，只會傳播負面情緒，增加內耗，減少正能量，是社會的陰暗面和消極面。習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在一些干部中，亂評亂議、口無遮攔現象比較突出。如果造謠生事那是違反黨紀甚至違反國法，但這些人就是在那兒調侃，傳播小道消息，東家長西家短亂發議論，熱衷于轉發網上不良信息，甚至一些所謂‘鐵桿朋友’聚在一起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因此，對黨內這種不負責、不計政治后果的妄議行為，必須要采取果斷措施，予以懲罰，顯示出黨紀黨規的嚴肅性。
第一，《條例》關于“妄議中央”有著明確的語境。《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通過信息網絡、廣播、電視、報刊、書籍、講座、論壇、報告會、座談會等方式……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的”視情節予以處分。從對象看，其針對的是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不是泛指社會一切人；從傳播途徑看，指的是各種公開媒介，即信息網絡、廣播、電視、報刊、書籍、講座、論壇、報告會、座談會等方式。因此，如果其身份不是黨員，且不通過這些公開的渠道，是不構成違紀行為的。
第二，“妄議”不是黨內民主。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內民主，但黨內民主并不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內民主建設不能脫離黨章，更不能違背黨章。妄議者將黨內民主和批評自由錯誤地當成情緒表達和追求私利的工具，如果不加制止和懲戒，任其蔓延肆虐，只會腐蝕黨內團結，造成一種離心離德的惡性局面。搞好民主集中制建設是克服妄議現象的根本途徑，鄧小平曾經指出：“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
第三，“妄議”不等于言論自由。自由與民主、紀律、法律總是相伴而行。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制度下，都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實施民主，保障自由。如果脫離了法律約束，自由只會造成一盤散沙式的惡果。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但任何自由都應以遵守法律為前提。對黨員干部來說，黨紀嚴于國法，黨員領導干部更不能放縱自己的“言論自由”。對中央大政方針的批評和建議，有正當的表達渠道和表達方式，決不可將黨組織視為可以任意發泄個人情緒的私人俱樂部。
第四，“妄議”不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優良作風和解決黨內矛盾的基本方法。習近平同志指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增強黨組織戰斗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有效武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目的是為了純潔黨員隊伍，提高黨員思想，改造自我，改變錯誤，其宗旨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這樣的批評是建設性的，是破與立的統一。而妄議則是不負責任，不計后果，純粹是一種情緒性的發泄，如果動機不純，甚至別有用心，其效果是破壞性的、非建設性的，只會給黨組織建設和黨內團結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我們還要看到，黨內有表達不同意見的多重渠道，并且還在努力完善溝通渠道，比如通過黨內民主生活會展開批評、進行辯論、發表看法，在黨的各級代表會上可以根據規定提出自己看法和議案，通過各種內參反映情況，各級黨政機關的各種意見征求以及各種形式的聽證問政，這些都是正當的和合理的，并受到鼓勵的。這樣的渠道既保證集思廣益，也有利于維護全黨和全社會的團結，保持國家的凝聚力。進一步說，搞好黨內政治生活是克服妄議現象的根本途徑：一是要健全黨內民主制度，落實和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具體制度和相關程序，民主集中制不落實，妄議現象就不能根除，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二是健全信息公開制度，尤其是黨政機關在人事安排、重要社會資源配置、重大決策部署上要公開透明，取信于民，消除妄議的生存空間。三是增強黨內互動，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改進黨的作風，切實解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脫離普通黨員的問題，增進了解，增強共識，從而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四是用好批評與自我批評。習近平同志指出，黨內政治生活質量取決于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運用得怎么樣，“我們要大膽使用、經常使用、用夠用好，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自覺、一種責任，使這個武器越用越靈、越用越有效果。”
16.不做老好人，要為真君子
“老好人”是指黨員干部隊伍中以“保平安”為底線，工作不思進取，遇事不講原則，見到困難就躲，碰到矛盾繞道走的人。現實中，“老好人”不少，有“老好人”思想的更多。“老好人”和“老好人”思想的存在，看似維護了表面“和諧”，實則滋生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看似不傷“和氣”，實質上卻掩蓋了個人責任擔當缺失之弊與曲意逢迎的行為之垢，嚴重敗壞黨的風氣，削弱黨組織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成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之害。黨員干部要立信念、明職責、敢擔當，做“為官避事平生恥”的真君子，切不可當唯求和氣、得過且過的“老好人”。
“在其位、謀其政”，黨員干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權力對應的是責任，權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權責對等。工作就是職責，崗位就是使命。拿著納稅人的血汗錢，卻尸位素餐、無所作為，甘當“維持會會長”，這樣的黨員干部敗壞了黨的形象，與人民群眾的期望相去甚遠。“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如果沒有認識到“不作為”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危害，沒有認識到所負職責的重要性，身居崗位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只想著保職位、守權力，把黨員應盡的基本義務和責任操守拋諸腦后，這樣的人是沒有資格成為一名黨員干部的。“守土有責，知責思為”，只有牢固樹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責任感，忠實履行崗位職責，才能不辜負黨和人民所賦予的神圣使命。
有些黨員干部之所以奉行“老好人主義”，究其原因，逃不開一個“怕”字：怕堅持原則，認為有作為就會發生問題，不作為就不會“犯錯”；怕說真話傷了情面，影響人緣，丟了選票；怕嚴格要求“得罪”了人，工作難開展，總想著誰都不得罪最好。在改革發展的事業面前，該做的事不做，該得罪的人不得罪，就是得罪了13億人民，自己怕是也難逃其“罪”。“見義不為，無勇也。”一事當前，要勇于面對挑戰、承擔風險，擔起自己那份責任，這是共產黨員的黨性要求。黨員干部要始終保持蓬勃朝氣、浩然正氣、昂揚銳氣，時刻保持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工作激情和沖天干勁，在難題面前敢闖敢試，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風險面前敢作敢為。擔當首先體現在做好本職工作、勇于承擔責任上，同時也體現在對干部的高要求、嚴管理上。本著對他人負責和對同志關愛的態度，敢于實事求是地指出問題，提出合理化意見建議，通過“團結——批評——團結”集合更多正能量，促進組織肌體健康發展和激發創新活力。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是傳統文化中君子的精神追求與人格風范，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要將“三嚴三實”作為修身之本和成事之要，在踐行和錘煉中鍛造新時期的真君子品格。
17.事實勝于雄辯，反腐敗不是“紙牌屋”
2015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美首站西雅圖發表演講時強調：“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是及時順應人民的要求，其中沒有什么權力斗爭、沒有什么紙牌屋。”習主席就地取材，借“紙牌屋”這一美國元素，再度表明了“依法反腐”的態度和“反腐永遠在路上”的決心，正面回應了對于強力反腐的消極輿論及狐疑想象。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反腐舉措都是基于“凡腐必反、除惡務盡”的原則，而非其他；依法依規反腐取得的一系列矚目成果充分說明，反腐敗不是“紙牌屋”，而是爾虞我詐的權力游戲的終結者。事實勝于雄辯，反腐敗工作正向著更加透明化、常態化、全覆蓋的方向不斷推進。
反腐更加透明化，充分發揮群眾監督作用。早在2013年，人民網、新華網等8家中央媒體網站，以及新浪、搜狐、網易、騰訊4家受眾廣泛的商業網站，在首頁建立的“網絡舉報監督專區”，將中央紀委監察部、中組部、最高檢、最高法和國土資源部的網絡舉報平臺整合一體，為群眾提供隨時可以進入的網絡舉報渠道。中央紀委監察部開通門戶網站及網站的手機客戶端，接受網絡信訪舉報是其重要功能之一，方便群眾的監督舉報、訴求、建議等“一鍵直達”中央紀委；網站同時還將所有省部級官員被查處的消息在第一時間公布。通過暢通群眾參與監督反腐的有效渠道，借助新媒體方式讓反腐敗工作在陽光下進行。
反腐更加制度化，推進法治反腐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這意味著反腐方式和思維不能“任性”，不可循慣例，而要依法依規執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在繼續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的同時，采取了多輪驅動、多管齊下的制度反腐舉措：一方面，不斷完善密度更大、力度更強的巡視制度，同時強化審計，讓違法違紀行為無所遁形，實現從紀檢到司法的快速對接，升級“獵狐行動”等國際反腐合作；另一方面，持續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這都充分展現了中央加強反腐制度化建設，從根本上震懾、遏制和治本的決心。
反腐敗工作全覆蓋，沒有邊界線，更沒有區別對待。十八大以來，反腐工作不斷打破“禁區”，實現零容忍、全覆蓋。事實證明，在已查處的腐敗分子中，沒有看人下菜碟，“不論什么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對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大老虎”的查處，以及對中石油系統、山西官場等“塌方式”腐敗案件的查處，都表明了黨中央有案必查、有腐必懲的鐵腕反腐態度，表明了中央對腐敗行為追查到底絕不姑息的決心。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反對“四風”，從遏制車輪、舌尖上的“三公”腐敗，到“賀卡掛歷禁令”；從狠治奢靡之風，到嚴防節日腐敗，中央反腐工作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不管是“大禍害”還是“微腐敗”，對一切腐敗行為圍追堵截，不留死角。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光明正大地查處腐敗，得到群眾高度評價、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正風反腐工作從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著力構建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一系列反腐實踐反腐成效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立場和觀點作出了最好的注解。謠言止于智者，事實面前，一切自有明斷。
18.價值觀不是虛無縹緲的空話
時至今日，各個社會層面的價值觀出現多元化的態勢，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任何一種社會價值觀在國內都有著或多或少的社會影響力，價值觀多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缺乏主流的價值觀給社會帶來了多方面的問題，例如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溝通無法有效進行、信仰不同價值觀的社會群體之間容易發生沖突、社會成員普遍缺乏信仰等等。更有甚者，因腐敗現象的層出不窮，認為“價值觀是虛無縹緲的空話”亦大有人在。
所謂“價值觀”是基于人的思維感官而作出的認知、理解、判斷或抉擇，也就是人認定事物、辨別是非的一種思維或價值取向，從而體現出（人、事、物）一定的價值或作用。在階級社會中，不同階級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它真實地存在人類社會中，無論是古今中外，價值觀都真正存在。古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等，近代有成千上萬志士仁人為探尋救國之道拋頭顱灑熱血，今有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國夢；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廣大亞非拉國家，絕大部分民眾都有其價值觀。價值觀作為文化的內核，很多時候與宗教信仰聯系在一起，例如基督教之于歐美國家，伊斯蘭教之于中亞國家，佛教之于東亞國家；另有一些學說代替宗教成為一些國家的信仰，例如儒學和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
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價值觀=信仰+理想信念。黨的奮斗歷史告訴我們，理想信念不能丟，丟了就不是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始終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90多年來，我們黨從建黨初期的幾十人逐步發展壯大，經受了浴血革命的槍林彈雨、生死存亡，經受了艱苦創業的篳路藍縷、櫛風沐雨，經受了改革開放的山重水復、千難萬險，成長為世界矚目的第一大執政黨，靠什么？為什么？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不管到任何時候，堅定的理想信念，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綜上所述，價值觀真實地存在于中國社會中，為共產黨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意義支撐。
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能僅僅停留在動員式宣傳上，還需將其核心價值通過普遍教育灌輸到每個人的心田，積極利用新興傳播技術努力創新價值觀傳播方式，通過各種文學作品、影視、音樂等作品加強價值觀現代性表達，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每個成員的信仰。
后記
本書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團隊協作的成果。湖北省紀委宣傳部提出本書策劃創意，湖北省社科院黨組書記張忠家、省紀委宣傳部部長陳繼平負責編輯工作的總體協調，省紀委副廳級檢查員、監察專員、《楚天風紀》主編朱彬對書稿提出寶貴意見。省紀委宣傳部副部長金頌和正處級巡視員宋樂靜負責組織選題討論會和書稿終審會，參與討論和審稿。參加本書起草和編輯的有：袁北星、羅志剛、李海新、陳紹輝、傅澤風、周小霞、陳思、陳麗媛、張俊、鄒榮、劉小鈞、許潔君。社科院科研處長袁北星、馬研所副所長羅志剛、科研處副處長周海燕負責組織具體編撰工作。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得到了有關部門及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湖北省紀委法規室主任胡愛民、辦公廳副主任李瑞、研究室副主任錢春雷、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劉南中參與了讀本的審稿工作，對讀本修改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囿于學識和時間，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懇請讀者和專家予以批評指正。
編者
2016年5月
鄂公網安備4201110200214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