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對自己的退休生活做過無數種假設，也有些許的期待。唯獨沒有想到的是，在即將步入“夕陽無限好”的關鍵時刻，突如其來的變故把之前的所有期望碾磨得粉碎……

    那是去年臘月二十三，因為咳嗽的緣故，妻子逼著我去縣中醫院。胸透、CT檢查，報告單上顯示：左肺結節，局部陰影，建議去湖北腫瘤醫院做進一步檢查。看著妻子和女兒的一臉凝重，我對自己的病情大概已猜出了八九分。

    當晚，一夜無眠。躺在床上，隱約看到身邊人，過往事從腦海里不停劃過，整個身體就像被澆了一盤冷水，從頭涼到了腳。不是說好人有好報嗎，有著十年“愛心義工”經歷的我，應該算是個好人吧，老天怎舍得讓好人受如此大的痛苦與折磨？整個晚上，在胡思亂想中度過……第二天，女婿開車送我到武漢。又是一通檢查，幾天下來，結論出來了：左肺小細胞惡性腫瘤。

    或許是剛開始有了壞的打算，結果出來后，反而鎮定下來。當然，我知道，這個春節注定是要在醫院里度過。

    醫院的院區林木蒼翠，風景秀麗，湖光山色，鳥語花香。這樣的公園式環境，可能是專門為我們這些患者設計的吧。或許，它對調節病人的情緒，加快病人康復有所幫助，我這樣想。

    于是，我住進了放化療樓11樓1房1床。好兆頭，妻說，這預示著你一定會堅強，一定會沒事，一定，一定……我居然信了。     

一

    人們常常把醫護人員譽為“白衣天使”，而腫瘤醫院的“天使”們則要長期與各種癌癥打交道，他們看似在與癌為伴，與魔共“舞”，實則是為了精心布置對各類“惡魔”的絞殺。

    我慶幸，在這里，我遇到一個很棒的治療團隊。

    主治醫師胡柳，是一個很細心也很負責的女博士。人長得精致美麗，卻有一點點的靦腆。鑒于病灶距離肺門較近，胡醫生說我不適合做手術，只能實行放化療結合治療。我知道醫院對每個患者的治療方案都很嚴謹，我的治療方案得到治療小組負責人、主任醫師徐紅斌的肯定，并由治療小組集體討論通過后報分管院長審批。

    既來之，則安之。既然醫院安排，我必須無條件服從。

    在治療過程中，胡大夫對每一個治療環節都非常仔細，非常認真。查房的時候，總是關切地問我有無不良反應？飲食如何？睡眠怎樣？我只要是說哪里不舒服，她就認真記下，當天迅速作出處理。

    放療是整個治療中耗時最長、也是最難熬的過程。放完30個療，我已經在醫院連續呆了五十多天，嗓子疼痛難忍，頸部奇癢無比，妻有些擔心，我更是心浮氣躁。期間，胡柳大夫多次對癥下藥，為我減輕痛苦，還經常檢查我放療定位貼膜有無脫落，幾次到病房為我重新貼膜。說，如果貼膜脫落或者印記消失，需要重新定位，每一次就得多花1500元呢。

    遇到這么認真細心的美女大夫，又碰到宅心仁厚、技術精湛的專家教授。這，或許是上蒼開始回過頭來對我的特別眷顧吧。

    徐紅斌，一個極其負責而又和藹可親的腫瘤專家。每次查房，對病人都是不厭其煩詢問，并親手觸摸腫瘤容易轉移的地方，摸的時候，臉上總是掛著自然的微笑。都說微笑是女人的專利，其實，徐主任的笑也很有感染力，每每看到他的微笑，我便對治病有了信心，甚至忘記了自己還是一個重癥患者。

    在醫院，于患者而言，接觸最多的是護士。第一天打針，是護士組長黃金萍，大家管她叫黃老師。“我們是老鄉，大老鄉” 聽說我是黃梅人后，黃老師告訴我，她是黃岡人。還讓我不要有太大的心里壓力：在這里，有這樣一句話叫做“治病救人交給醫生，調整心態交給自己”只要有一個好的心態，就能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于是，我一直堅持做好自己的本份：就是保持好的心態。

    朱亞是我的管片護士，也是我見到許多護士當中最愛笑的一個。這位從大山里走出來的本科生。高挑的身材，圓圓的臉蛋，微笑的時候，臉上總是露出淺淺的酒窩。記得朱亞來病房打針，看到我伸出的雙手到處都是針眼，血管是腫的，手臂是青的，小朱不知如何是好。我說，打吧，我可以的。小朱一針扎下去，我痛得咬牙切齒。緩過一陣后，我卻若無其事對她說：其實，你打針一點也不痛，真的，剛才我是逗你的。小朱臉色微紅，羞澀地對我微微一笑，正是這莞爾一笑，讓我們成了忘年之交。

    后來，小朱抽空寫了一篇筆記《不想對你說再見》，發表在文化黃梅微信平臺上，這是她表達對我的祝福和祈禱，也是湖北腫瘤醫院一貫堅持不對病人說再見的職業操守。

    像朱亞這樣愛笑的護士比比皆是，鮑丹，黃金萍、樂麗、楊珍、葉佳，還有許多記不住姓名的，她們都是上帝派來的天使，用嫻熟的“舞技”，用燦爛的微笑來拯救被魔怔纏身的患者于水火。

 二

    如果說省腫瘤醫院的天使們“舞技”精湛，醫術高超是出了名的話，那他們醫風醫德也是讓人贊不絕口。

    剛來武漢，有朋友告訴我，重病住院，要給主治醫生和專家送紅包，這樣會得到醫生的特殊關照，還說這是所有醫院的“潛規則”，我不以為然。說實話，在單位的時候，我沒送過紅包，也從來沒有接受過別人的紅包。鑒于這次情況特殊，我也只好勉為其難地讓妻去操辦。

    趁著沒人的時候，我們經常守著胡德勝副院長和徐紅斌主任的辦公室門口，胡院長是我的老鄉，也是幫助我入院并親自看片診斷的教授，徐主任是我整個治療過程中的責任專家，他們的態度決定著我今后治療的效果。好不容易等到胡院長進入辦公室，剛想跟著進去就聽“嘭”的一聲，接著從門里傳來反鎖的聲音。儼然一個訓練有素的特工，對周圍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根本不給我們任何“作案”的機會，當然，同樣的方法在徐主任那里同樣以失敗而告終。

    領導不行，我們就接近主治醫師。終于逮到機會，那是第三次入院后，我和妻在會議室等醫生安排病房。這個時候只有我倆和胡柳大夫。我跟妻使過眼色，她敏捷地把紅包塞進胡大夫的白衣大褂兜里，等她反應過來后，我們早已跑得無影無蹤……

    第二天查房，護士長鮑丹把妻叫到走廊，交給她一張收據，原來是胡醫生敵不過強扯硬塞，只好將紅包給我交了住院費。鮑丹一臉嚴肅：你們住院的時候不都簽了“拒送紅包承諾書”嗎，怎么出爾反爾？妻滿臉通紅，好不尷尬，我也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后來知道，每個患者住院的時候都要與醫院簽訂拒送紅包承諾書，原來拒收紅包是腫瘤醫院的“家規”。

三

    化療和放療是癌癥患者必須要經過的治療環節。放療的副作用較大，最常見的是惡心伴有嘔吐反應，人的味覺完全喪失。剛化療結束，見到飯菜就想吐，只能喝些稀飯來吸收那可憐的一點營養。一般在這個時候，妻會板著臉逼我一口一口吃，說是不吃飯就沒有力氣跟癌抗爭，她說這是醫生說的。并一直看著我，怕我耍賴。我委屈但不敢跟她對抗，只有在背后罵她是“紀檢委”，不干別的事，老是盯著我這個有“問題”的人。多次反抗無果，我只有堅強，別無選擇。 

    入院幾近半年，我見過各類癌癥患者，在這些患者當中，有錦衣富豪，也有布衣百姓。他們最大的89歲，最小的還在讀初中。入院前，我猜想，腫瘤醫院的氛圍一定是沉悶的，患者及其家屬的心情也肯定是沉重的。然而，當我住進“十一樓”的時候，卻看不到這些。這里的醫患關系和諧，氣氛也很融洽。醫生護士在完成治療任務之余，偶爾與家屬患者相互調侃，病友之間也插科打諢，他們在病房里安分守己，出了病房便天南海北。下象棋，斗地主，聊天，散步……假如不是頭上那些特有的印記，誰會把他們與重癥患者聯系在一起？

    與癌為伴，與“魔”共舞。湖北腫瘤醫院的天使們，就是這樣跟患者結伴同行，與癌癥抗爭到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而我，也是傳奇之一。

    剛入院，醫生并不看好我的病情。除了惡性腫瘤外，還伴有低鉀、低鈉，加上十多年的高血壓史。身邊許多病友都在鼓勵我，家在漢口的陳哥，與我病情相似，現身說法告訴我五分治五分養的治病心得，就是說治療和心態調節各占五分，同等重要。我這人有一優點，只要別人說的在理，我一定照辦。從此，我把不快的人和事漸漸拋開，遇事總往好的方面想。我的心態越來越好，沒事的時候就走出病房，先后認識了許多病友，諸如武漢的李兄，孝感的小胡；還有“點點”小張，“陽光明媚”小王。相互加個微信，留個電話，甚至邀約出院后一起結伴旅游。

    曾經，在十一樓的黃梅老鄉多達十人，晚飯后，病友家屬一共二十多人聚聚在一起，聽我給他們做“心理輔導”：癌癥聽起來很可怕，其實，它就是一個慢性病，只要我們認識它就不會害怕。黃梅下鄉一中學生患淋巴癌，并轉移到頭部。由于家境非常困難，父親很無助，甚至有了放棄的念頭。在做他父親思想工作的時候，順便給了300元的慰問金，鼓勵他一定要堅持，不能放棄。并建議他給自己制定幾個“五年計劃”，一個一個去努力，去實現。

    “老蔡，你心態這么好，又能做患者思想工作，干脆，你當黃梅抗癌協會會長”老鄭一句玩笑，大家都跟著附議。雖然只是一句玩笑，我卻從他們渴望的眼神當中，看到了對生命的堅守與期待。

    出院的時候，徐紅斌主任拍著我的肩膀：老蔡，你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從檢查的情況看，你現在身體各項指標都不錯，鉀、鈉也不低了，血壓也正常了，腫瘤也不見了，心情也好多了。高興之余，我忽然想起李兄跟癌細胞的一段對話：我要天天開心，氣死你；我要餐餐吃飽，撐死你。我之所以能收到如此好的治療效果，看來與我的心態有著直接的關系。

    當然，我知道，患者的心態只是一方面，真正對癌癥的絞殺，還得依靠科學，還得依靠醫護人員。因為，當“魔鬼”遇到天使，它只有逃之夭夭的份。